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谢桂娟赴韩短期交流的总结报告
应大韩民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的邀请，经学校研究决定，派遣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谢桂娟赴韩国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考察和学术交流。现将出访目的以及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汇报。
一、访问背景和访问目的
本人于2016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基金项目《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及其现代启示研究》（项目号：16XGJ011）。该课题目前处于后期撰写研究报告阶段。本人一直从事东北亚政治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传统东亚秩序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加强与韩国学者在东北亚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合作、了解韩国在东亚秩序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与韩国学界知名学者的交流和学习，将拓展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从而助力朝鲜半岛研究院培养高水准、国际化的研究队伍。经学校研究决定，派遣谢桂娟教授一人赴韩国进行短期访问考察和资料收集活动。
此次出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1. 进行学术交流。
2. 收集传统东亚秩序方面的相关资料。
二、出访目的的执行情况
首先，在学术交流方面。
1、通过与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白永瑞教授的交流和讨论，对本人的课题“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及其现代启示”中关于传统东亚地区秩序的运作以及未来东亚秩序的构建有了较为明确的方案。白永瑞作为韩国学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知名学者，他始终认为，与中国的大中心秩序共存的还有韩、日、越各国的小中心秩序，尤其是韩国（朝鲜）的小中心秩序，这在明朝灭亡后在朝鲜表现较为明显。历史上素有“小中华”之称的朝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儒学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在对未来东亚的构建方面，白永瑞教授的观点对本人启发很大。他主张未来的东亚秩序是地区秩序，是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该种观点恰与中国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不谋而合。尤其是他主张从周边看东亚，即站在中国周边小国的立场关照东亚秩序，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对韩国在东亚历史中的独特作用予以关注。
2、11月3日，本人参加了由大真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2018韩国中国学研究与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在韩中国教授学会第十九届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虽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但通过参会及与与会学者的交流和讨论，仍然收获颇多。会上有四位教授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的张英教授讲了题为《后方法时代的汉语教学之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未来的汉语教学走向问题。韩国延世大学的金铉哲教授发表了题为《韩国的汉语热与‘汉语梦’、‘韩语梦’》，对于我们了解韩国的汉语教学需求和发展、韩国汉语教材编写情况以及韩国汉语教育的悠久历史和受众人数之多等方面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尤其是这位韩国的“中国通”教授汉语表达的极其流畅，令我印象深刻。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的卢涛教授讲授了题为《汉语词汇的多维研究》、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左思民教授讲了题为《从‘就’看词义的形成、分项和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汉语教学展开讨论。尤其的下午的小组讨论，主题纷呈，讨论激烈，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是《韩国的欧亚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从经济深层次结构分析了两个倡议的提出及对接问题。
3、11月8日，在忠北大学孔子学院倾听了由怀仁书堂训长李相奎主讲的题为《孔子与现代社会》的讲座，讲座主要面向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学员。李相奎训长作为韩国儒学传承人，儒学功底深厚，向往孔孟理想，以毕生精力传承圣人之道。他主要讲了《论语》的现代意义，对于论语中的一些问政、问仁等经典语句，结合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讲解，对于我这个中国人都极具启发意义。从中体会到韩国的儒学传统以及传播，儒学思想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当下中国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次，在收集传统东亚秩序方面的相关资料方面。
此次到韩国主要想了解韩国在东亚秩序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收集到的主要资料有：韩国学界关于传统东亚秩序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李春植的《事大主义》一书指出，在研究以朝贡和事大为媒介的东亚国际秩序之际，要从中国周边国家视角进行分析，并对古代朝贡制度的变迁及其性质进行了阐述；金容九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1997 ），该书有关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导致不同国际秩序的观点，对本研究颇有启迪意义。闵斗基的《与时间竞争：东亚近现代史论集》（2001）中的《东亚的本质及其展望：从历史接近的角度》一文，分析了与中国的大中心秩序共存的韩、日、越各国的小中心秩序。闵斗基作为韩国中国史学方面的权威学者，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与此类似的观点还可见白永瑞的《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 走向东亚共同体》（王建朗主编的《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2008年）一文。其中，白永瑞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研究东亚国家间关系，要以“双重周边的视角”对东亚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小中华”具有“去中华与再中华的张力”。可见，韩国学者在对历史上对中国事大主义进行反省之际，开始对韩国在东亚历史中的独特作用予以关注。
关于传统东亚秩序的现代意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崔延植的《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东北亚秩序》（2004年）指出，后冷战时代中国正逐步发挥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正逐渐摆脱封闭的民族主义走向开放实用的民族主义。但中国民族主义对东北亚秩序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李镇英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21世纪东亚和平》（2006年）认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摆脱现有的攻击性及其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否则对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纷争和矛盾不利。白永瑞的《从核心现场重思“新的普遍”：评论“新天下主义”》（2016）认为新天下主义秩序具有“各种文明或文化之间重叠共识”的特点，即“多元文化共生”。作者主张，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国际秩序，冷战时期的两级对抗模式还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界的部分学者认为今天走向崛起中的中国有恢复历史上“朝贡体系”之嫌，他们用朝贡贸易中的“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原则套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从而指责中国这种让利背后的政治意图。（参见张弛：《韩国学界对冷战后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述评》2014年）
总之，在韩国学界，古代东亚秩序不仅是历史学者的专有领域，其研究重点不仅是东亚秩序本身及其对史料的诠释，也有尝试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角度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研究和评价。尤其是从东亚周边小国视角探究东亚国际关系发展过程背后的思想动因，探究支配国家间关系的各种心理、观念等深层因素。这对本人课题的研究与进展具有启迪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系 谢桂娟
2018年11月25日
